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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发布时间:2018-02-06 16:46 点击次数: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南巡讲话)〔节选〕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五年的加速发展?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个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总设计师的“举重若轻”

  “它是中国人民巨大的精神财富。”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主任姜淑萍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开启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历史发展新阶段。”

  主笔◎朱文轶

  打破僵局

  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间,88岁、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乘专列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这一年,邓小平拥有的唯一社会性职位是中国桥牌协会的名誉主席,但这些毫不妨碍这趟充满激情之旅成为中国当代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时刻之一。

  1992年,中国似乎又到了一个发展中的关键时间点。尽管经济增长从1978年以来早已变得深入人心,然而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现象却成为困扰人们内心的新问题——每当宏观经济出现波动,“意识形态”的武器会被习惯性地再度拿起来。“这一年的微妙在于,中国和世界都处在一个转折点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主任姜淑萍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冷战’结束使得国际格局大变,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初见端倪,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速度咄咄逼人,而在国内,我们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经济刚刚走出低谷,这是能否在新格局中抓住机会的关键时刻。而这一年即将举行的党的‘十四大’需要对此给出一个明确方向。”

  “在1992年初以前的一段时间,整个中国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处于一种缓慢爬坡的徘徊状态,笼罩着一种沉闷、疑虑、无所适从的气氛。”当时负责邓小平南巡接待工作、后任广州市政协主席的陈开枝对本刊回忆说,“小平同志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他宣布‘告别政治’、最后一次接见外国代表团时就说,中国近10年来所执行的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不会变就是不动摇,不能折腾,中国要发展。他这话是说给外国人听的,但更重要的是说给全党听的,是说给全国人民听的。”

  邓小平早在1990年就通过一些渠道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在上海发表了几次讲话,被概括为4篇文章,刊登在2、3月份的《解放日报》上,这些文章虽然使用了笔名,但毫无掩饰地反映了他的观点:抨击“思想僵化”,提倡经济的强劲发展。两年后,对改革速度仍不满意的邓小平决定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

  南巡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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